社论丨扩大中产阶层收入正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
中美日等经济大国均在强化基于科技革命的制造业发展,以及以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的分配改革,提高本国竞争力。
△音频来源:南财音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在该国三大经济团体的新年祝贺会上,就今年春季劳资谈判称,“希望以积极姿态配合涨薪,从今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涨薪极其重要”。他表示要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强有力的经济离不开向中产阶层分配。
岸田文雄在去年竞选期间提出了“新资本主义”,并在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里提出了实现“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他宣称“转变小泉改革以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因为放宽限制和结构改革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产生了贫富差距和分裂”。岸田文雄认为,应该对目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修正,提出增长和分配两手抓,实现经济良性循环。他尤其提到,“疫情时代金融管制宽松,富人财富增长迅速,但管长不管分,让人民无法感受到增长”。因此他基于“新资本主义”制定了人民幸福增长战略与再分配人民收入战略,被舆论称为“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
在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经济遭受重创,而美国则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下出现了信息产业革命并获取了全球化红利。经济泡沫破裂也刺破了日本模式的信心,小泉政府跟随美国启动自由化改革,安倍政府也曾提出了安倍经济学,但这两大改革计划都没能将日本经济从低增长的泥潭中拉出来。
岸田文雄提出“增长与分配”两手抓的新资本主义改革,主要是国际国内两大因素所决定的。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美国开始反思自身经济失衡问题,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脱实向虚导致中产阶层流失,贫富分化加剧,影响美国发展。这是因为自1980年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强调效率的做法让经济政策与政治体制被利益团体利用,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重振制造业,壮大中产阶层,并通过了覆盖穷人的医保改革。他领导了一场中日德等国纷纷参与的工业革命计划,希望维持和提振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增长。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反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 “美国优先”进一步推动美国制造业投资,他还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试图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经济竞争力。拜登政府继承了“买美国货”路线,并且进一步强化分配,实行工人优先经贸政策,增加富人税率,制定社会重建法案,扩大对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投入。
可见,去全球化趋势下,各国纷纷重视通过投资科技维持竞争力并重视社会分配,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修正过去经济与社会结构失衡的状况。中国也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与扩大内循环,前者关乎增长,后者基于分配。在这种全球趋势下,岸田文雄的新资本主义并不意外。其经济政策由发展和分配组成。其中经济增长支柱就包含了扩大科研投入、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显然,中美日三国在发展策略上已经殊途同归。
日本国内因素对岸田文雄改革构成支撑。自1990年代以来,被视为日本失去的30年。除了人口问题的拖累外,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被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吓坏的日本企业倾向于囤积现金,2019年9月的一项报告显示,日本企业囤积现金总量达到506.4万亿日元(约合4.8万亿美元),超过大部分国家的GDP。日本企业在海外留存的利润超过40万亿日元(合3620亿美元)。
这些现金储备原本应该支付薪资及资本支出,但30年来日本企业一直做守财奴,也导致日本工人阶层无法分享企业增长的收益,进而影响日本消费持续低迷。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名义或实际人均年收入没有增长,以日元计算,日本人均年收入已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第20位,较20年前的第三位大幅下降。因此,岸田的分配政策就是要求企业给工人涨薪,推动企业利润和劳动分配的平衡,扩大中产收入,增加育儿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费用补贴等。
可见,中美日等经济大国均在强化基于科技革命的制造业发展,以及以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的分配改革,提高本国竞争力,在百年变局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这是一场决定本世纪未来命运的大国竞争,我们应该办好自己的事情,确保在这场世纪竞争中获胜。
(编辑:陆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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